「九十年代」雜誌一九九三年二月號有一篇阿城的〈秋天〉，是描寫在大陸知識青年插隊農村的時代，桑乾河邊來了一群北京的男女知青，不久一個女生發現村人竟然犯淫，於是就大義凜然的替天行道。一天早晨天還沒全亮，帶頭的「北京奶奶」尖利地喊「臭流氓，吊起來，吊起來再說！」這不尋常的叫聲引起男知青過來關心，到場一看，原來所謂的臭流氓是指女生們住處的房東老婆。這位女知青抽出皮帶說「我注意她好幾天了，一到晚上，就有男人進去，她和男流氓在炕上，她丈夫弄個狗皮睡在炕下，真不要臉！一個男人才給她兩分錢，真不要臉，臭流氓！」說完把房東太太真的吊起來，媳婦呀呀地叫，房東不忍，趨前用頭磕牆求情，並低聲叫「北京的奶奶們喲，北京的奶奶們喲！」但奶奶不為所動。房東老婆被吊起來後，「髒襖慢慢敞開了，兩隻奶凍得縮著，奶頭青紫，伸長了的腰掛不住棉褲，忽地落下來，露出男生們第一次面對的部位。房東蹦躂著跑過去，給自己的媳婦往上提褲子，臉上挨了一皮帶。」這驚心動魄的場面上演時，「村子裡的人遠遠圍著，嘴裡的白氣冒成一片」。
這個故事在大陸那個「和平中動亂」的時代，或許只是萬千悲劇中微不足道的一樁，更悲慘、更殘忍的「私刑」他們可見多了。但對海峽另一邊的人來說，則覺得十分震撼。在震撼中又有幾分不解，人家太太偷漢子干你屁事？即使警察也不能動手打人，何況她的丈夫都已同意。你外來人憑什麼動手吊人？眼看被害人的褲子敞開落下，有傷風化的鏡頭開始出現，你同為女人為何仍如此冷血？難道為達所謂正義的目的，一切可以不擇手段嗎？
人類犯淫不是什麼新鮮事，這不是文明或野蠻的問題，但如何處理這種事，則是一個社會是否法治，或是否文明的考驗。對一個犯淫的女人，讓她公然露出上身及下體，這種羞辱跟用石頭打死她有什麼區別？我想起聖經約翰福音第八章一則「拿淫婦來質難主」的故事：「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女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女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打他。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我雖不是教徒，這個故事展現出的智慧及寬容精神卻一直縈繞我心中。仔細想來，不止耶穌高明，假如那些文士和法利賽人不將心比心，不反省自己，反省後不心存溫厚，怎麼可能「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若非雙方棋逢對手，怎麼可能有如此感人的結局。因此文士與法利賽人的心胸其實也應該值得欽佩。反過來，如果我們設想桑乾河邊來了耶穌，因不忍心而向北京奶奶說項，說你「若自認沒有罪，就可以吊人、打人」，那個北京奶奶會饒過房東老婆嗎？那些圍觀的男女知青會勸她停止嗎？
與人通姦許多國家已經不予處罰了，即使是犯罪的行為，如何處理這類犯罪仍然是國家權力的範圍，至少文明國家不容許私人自行了斷，也就是說不可以動用私刑。從法律的層面來看，姦淫和私刑都是違法的，以私刑處罰姦淫不會因此使動刑者變成合法。阿城秋天的故事中北京奶奶既吊人又打人，即是不法的行為。村人看到這一切，大概心裡不是滋味，甚至充滿憤怒，因為文章是這樣間接的形容「從這天以後，村裡很靜，靜得學生們害怕」。如果他們火大了，村人一起站出來控訴：「我們的女人犯淫固然不對，她的丈夫允許她這樣做也不對，但你們北京人未經國家司法機關的同意即羞辱人，還動手打人、吊人，也是不對！等她打完了，我們也要學她的方式，把這一套還給她！」試問面對這種質疑，北京奶奶可以說：「我替天行道，是站在正義的這邊，你們怎可對我無禮？」假如她能這樣說，村民豈不是也有同樣的理由：「你以不法對不法，說是正義，我們一樣以不法對不法，誰說你的不法就比較高貴？就比較理直氣壯？」接下來的問題是，桑乾河邊的村民若圍毆北京姑娘，他們的不法該由誰來處罰？由此可知，以不法對不法，依然存有不法；以暴易暴，暴仍然存在。如此惡性循環，將永遠沒完沒了。
相信「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人，最大的悲哀是他們只想到自己的目的，以為目的可以美化醜陋的手段，沒想到有一天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時，自己將做何感想。更深層的諷刺是，當他們不擇手段時，他們欲追求的目的早已溜走了。惡魔代天使行刑，還想變身為天使，哼，門都沒有！
――黃哲真(本文原載於聯合晚報1994年7月22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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