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讀了我的《寂靜的電視》後，有感而發，他想起他母親「二年前受折磨」的慘事，說：「想到我媽媽二年前受折磨再昏迷後沒醒，一直到母親節過完第一天才走，真是難過。」
我回信給他：「原來你也經歷過這過程。你母親昏迷多久？我讀了一本書――《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知道不擇一切手段的延長生命，對病人來說卻是折磨。我媽昏迷了五天才走，我沒讓她受這種苦，她是身體的器官都衰竭了才走的。」
他隨即給我詳細的說明：「我媽媽高血壓、心臟病、痛風、腎功能弱，頸動脈堵塞、白內障弱視、人工髖關節，老年時住院多次，最後前一次住院一個月要出院時病情改變，由中心診所乘坐救護車轉XX急診。
「到了XX急診室就等於進了鬼門關，從那天晚上在急救(心律不整)電擊，轉加護病房後，手腳綁住插管約一週後，即進入昏睡狀態，其間醫師還不斷告知有改善，約七八週後就因全身功能衰退，還要洗腎但失敗。就在我帶花給媽媽母親節的次日傍晚離開了我。XX是一級教學醫院，仍有不少醫療疏失，我們病人家屬也只有仰賴醫事人員不忍苛責。視病猶親在醫事人員大概很難， 視若無睹，聽而不聞，視人命如草芥、芻狗，動心忍性，習以為常，尤其在商業營利社會，悲夫痛哉。」
讀完他的抱怨與悲歎後，我也嘆了一口氣。我思考：到底是誰的責任？病人能否有尊嚴的走？台灣人如何面對死亡？這些問題似乎都要深一步了解。目前社會上仍有許多人一味要急救，認為「若急救，就有存活的機會，為何要放棄呢？」也就是說，他們寧願不計一切代價去延長病人死亡的時間，這究竟是殘酷或仁慈？醫師是為病人的最大利益做考量，或是為家屬利益做考量？
這本《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陳秀丹醫師著，三采文化出版)是台南市薛澤杰醫師借給我的，我花了一天時間讀完。面對好友的憤懣，我想起書中提到：「曾有一位住院醫師感慨地說：『為什麼越是VIP的病人，就越是可憐？以後我一定不要當VIP。』」這個VIP的例子是：「一位樂於助人的壯年人，發生心肌梗塞停止呼吸、停止心跳，先送到一所小型醫院，經過急救後再轉送到本院來，經過腦波檢查發現腦部缺氧過久，腦部已經無法正常運作。因為家屬認為他一直都很健壯，一定可以透過急救活過來，並且請託很多重量級的政治人物，來醫院關說，使得醫療人員壓力備增，各科醫師幾乎都被指定會診了，沒有一個醫生敢將這個死亡的壞消息告訴家屬，免得引來不必要的指責。」「剛入院時這個病人身材壯碩、面容姣好、貌似熟睡，經過住院一星期以後，卻是全身佈滿管路――氣管內有氣管插管、鼻腔有鼻胃插管、脖子插有靜脈導管、手腕有動脈血管監測、鼠蹊部有大動脈插管、尿道有導尿管；胃腸道也出血，臉部扭曲變形全身瘀青浮腫，和剛入院時簡直判若兩人。」幾天後，這個可憐的VIP，「心跳又停止了，醫師再度做CPR急救，壓了一個多小時仍然無效，但醫師也沒有出來表示要終止急救。這時，護理長實在按捺不住了，也顧不了上次被家屬責備，靜靜地走到家屬旁邊，委婉地告訴家屬：『如果你們有什麼習俗，現在就要說，如果要送回家裡，現在是時候了。』家屬這時才恍然大悟，趕快辦理出院，終於結束他的災難。」台灣面臨的問題是，這個VIP病人為何要受這麼多折磨？
好友是大公司的高級主管，他的母親可能被當作VIP看待，醫院於是「以黃勝堅醫師常說的『死亡套餐』」來治療病人，這個套餐，「會被心臟按壓、電擊、氣管插管」，這也是「趙可式博士所說的『粗暴的臨終酷刑』」，「明明是善終，卻可能演變成虐待屍體，形成令人不忍卒睹的慘狀。」陳秀丹醫師於書中不禁內心自問：「醫療怎麼可以是這樣呢？醫院不是應該盡力幫助病人解除痛苦嗎？怎麼可以這樣增加病人的痛苦、延長病人的死亡時間？」可是台灣的醫師及病人家屬似乎不尊重病人，大部分人沒有「尊重生命，讓臨終的人依循大自然的節奏，安詳自然地離去」的觀念，反倒「刻意去加工做無謂的急救，徒增痛苦」。
為何醫師讓病人在生命最後的階段，如此過著受苦、受難，沒有品質的生活？陳秀丹醫師反思學醫的經歷，說：「反觀台灣，許多醫師在學生時代沒有上過生命倫理、生死學等相關的課程，老師只教導學生將來如何去治療病人、如何去急救，不曾提及『病人應該保有善終的權利』這件事。以致於遇到無法醫治的病人，即使知道插管只是拖延死亡而已，很多醫生還是會問：『要救嗎？要救就要插管，不插會死哦！』家屬聽到沒救會死，當然就會說：『一定要趕快急救、趕快插管！』醫師卻沒有告訴家屬急救的後果將只是延長死亡的過程，病情是不可能好轉的。有很多家屬，事後看到病人變成植物人或是腫脹變形的遺體都很懊悔，因為這樣的結果，並不是家屬想要的。」台灣目前的觀念與做法，可能就是好友不滿並想知道原因的根源，原來醫師也不是很懂「生命倫理、生死學」，他們也需要再教育。
醫學的發達，使台灣社會面臨病人能否自然死亡的問題。「生與死不再像過去那樣壁壘分明，依賴維生設備存活的生命非常多。國外的學者將人的生命，分為傳記式的生命和生物式的生命。傳記式生命是指人有思想、可以溝通，可以將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心中的感受寫成傳記；生物式的生命就是純粹有生命現象，不管這個生命是否有思想可以和外界溝通、是否有能力感受外在環境的美好。」「只靠維生設備存活，只剩下一個軀殼躺在病房上，像這樣的生命，生命的尊嚴、生命的品質到底在哪裡？」台灣人假如只選擇生物式的生命，就會產生這樣的疑惑：「難道病人痛苦地活著，只是為了要滿足家屬？」
台灣一般人缺乏思考生命的意義，家屬又太自私，病人因此不得好死。陳秀丹醫師說：「我們在加護病房和病人無冤無仇，卻常讓病人不得好死，身為醫療人員，我們是否該好好檢討所謂的延命醫療？」這是有醫德的醫師沉重的話。「當一個人躺在病床，插滿管子，靠維生設備維持生命，無法行動、無法言語，甚至因躺太久而引起褥瘡、深可見骨，沒有生活品質，只能維持著所謂的『生物式的生命』。這麼痛苦地活著，只因為我們想滿足：『我們的長輩還活著，我們還擁有他。』這樣的愛實在太自私了！」這其實是陳醫師在控訴「殘酷的仁慈」！
有一些統計數字很冷峻，也讓人驚呼我們社會竟然是這樣：「根據時報周刊民國九十七年一五六八期報導，全台灣有六十五萬人需要照護，重症患者拖垮全家，間接拖垮五十八萬戶以上的家庭，平均每十二個家庭就有一個家庭，因家人而面臨身心及經濟的煎熬。」「在台灣，葉克膜、呼吸器、洗腎等設備的使用率，都是全世界最高的，為什麼會這樣？那都是因為健保有給付，加上錯誤的醫療觀念及行為所造成。根據監委黃煌雄的調查，健保實施至民國九十八年底，醫療費用總共支出高達五兆元，其中呼吸器與洗腎費用相對偏高，兩者占健保人數比率約百分之零點三，卻佔總支出金額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五。」「呼吸照護患者約三萬人，一年要花費兩百五十億元；這些患者多半是末期病人，住院一天至少要花健保三千五百元以上，有部分患者住院長達一年以上，一位患者一年就要花掉健保一百三十萬元以上。事實上長期使用呼吸器超過十年的也不少，這類的病人絕大多數是意識不清的植物人。我見過很多更悲慘的情況是――癌症末期合併缺氧性腦病變(意識昏迷)、呼吸衰竭、腎臟衰竭，有的醫生還配合家屬要求，安排這種病患長期使用呼吸器和洗腎，這樣折磨病人實在不道德，也浪費很多的醫療資源。」「無效的醫療行為而健保仍給付，這不是這類病人的福氣，因為有健保的支付，這類患者才會被折磨得這麼久、這麼慘。健保原本是要保障國民的就醫權利，促進國人健康，立意良善，但是沒有良好的規範來限制無效的醫療，這時的健保就成了剝奪病人善終的最大禍首。」
這本書的總結，我認為陳醫師是希望台灣人不要逆風而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生命就要結束了，就讓他好好地走吧！就好像風吹過來，順著風走，可以走得很順利、很輕鬆，逆風而行，阻力大，還碰了一鼻子的灰，何苦呢？」
――黃哲真 2011/3/26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