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新路親情協會曾公佈統計數字，說參加第二春聯誼活動的一千六百多名離婚男女，其中超過四分之一是女性主動「休夫」，或者先有外遇。這些女性有的在達到離婚的目的之後，馬上積極打入上流社會，企圖從中找個滿意的新老公，其作風之強悍令「小男人」甘拜下風。
這篇帶有價值判斷的報導，馬上引起一位新女性作家的反擊。她在《『休妻』與共，談休夫》一文中說，整個報導透露著一股對女人的不滿，甚至敵意。報紙形容這些女人是「大女人」、「忘本」、「野心勃勃」等等，就是「找那最晚開始享有人權的女人來承擔自己的顢頇」。
這位女作家為了解釋這不是女人的錯，首先她先寬宏大量的原諒了男人。她從制度面來分析，說婚姻的穩定有很大一部份建立在當事者沒有別的出路，只好忍氣吞聲上。但如果當事者有其他出路，就有機會和能力中止不滿意的婚姻。我承認女作家這種說法不無道理，許多女人確實在「沒有別的出路」下，不得不「屈就破爛的婚姻」。但這個理由可以進一步推論，說婚姻的任何一方一旦有別的出路，就可以為所欲為嗎？作者不但不譴責男人的無情，反而說「古時候許多男人一朝飛黃騰達便拋棄糟糠，就是明證。畢竟，誰願意早年在無力自主時由父母所做的擇偶決定，成為自己一生的累贅？罵他忘本也擋不住他，說他野心勃勃倒正稱讚了他的男性氣魄。」假如將這種奇怪論調中的「男人」替換為「女人」，也就是說，女人若跟男人有樣學樣，「一朝飛黃騰達便拋棄」對方。因此若罵她們「忘本」、「野心勃勃」，即反而稱讚了她們的女性氣魄！這種論調無異認為佔上風的就是有理。
現代婚姻愈來愈不容易維持，作者認為有社會變遷的原因，不能怪男女任何一方。她說時代的變化速度快得令人眼花撩亂，就算兩人相識相愛的時候頗為相合，但是兩個人之間原本就有而一直尚未浮現的各種人格、興趣、階級、口味、潛力等等差異，都有可能因為快速變化的環境條件而凸顯。因此，這種漸行漸遠並不是哪個人的錯。作者並說，事實上，一生中有多次婚姻在先進社會已是常態。如此說來，作者似乎認為台灣已經進入先進的社會，或者至少正往先進的社會邁進，因此不論男女，個人一生中有多次婚姻即成為常態了。既然這樣，台灣中部地區有超過四分之一的離婚是女性主動，不能把這筆帳算在女人的身上。對這種論調，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台灣是否「已經進入先進的社會」？我也不清楚離婚率高是否一定是進入先進社會所須付出的代價。不管怎樣，作者不怪「誰的錯」，而推給「急速的社會變遷」，恐怕有問題。因為若承認這個觀點，即等於要現實環境負責。那麼我們一切的行為唯有聽任外界勢力的擺佈了，我們即成為甘於全然被動的低級存在體。如此慴伏於現實之下的人生觀，是否太小看自己？
面對現代婚姻的不穩定，作者要人們學會適應。她說真正使婚姻不穩定的罪魁禍首，絕不是什麼「女權的高漲」。女人不過是，長久以來最沒有其他出路但最常被拋棄(休)者。時至今日，終於有了自主的能力和機會，她們當然會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這種論調，無異說社會變遷的結果，女人已經可以自主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們「有了新出路」後，大家便應照新制度的遊戲規定來辦事。誰叫這是不穩定的時代，誰也無可奈何。新女性作家要我們「本來就需要具備更大的彈性與適應性」。她所謂更大的彈性與適應性，說白了，就是不管女人怎樣，我們都必須習慣她們的休夫。反過來，假如人們不習慣，作者說這種人註定要被時代「拋棄」。我同意不管男女都要「自主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問題是追求幸福並不保證不會發生「過猶不及」的現象。如果自己的行為超過了，反而要求人家必須適應，這種作風是否有點眼熟，這不像以前舊男性的霸道作法？
作者批評不該把現代人際倫理的動盪，歸罪到正在竭力謀求改善自身處境的女人身上。她說社會上存有「封閉僵化的求偶文化」、「壓抑情慾的社會文化」、「男人不能接受女人和他平等的事實」等現象，這些歷史、社會、文化的因素影響婚姻的關係，甚至扭曲個人人格的發展。對這些理論我想說的是，大概沒有人不願男人與女人一起協手共創一個更合理的新社會，在創建理想新社會的過程，必定會揚棄舊制度中的某部份。但新作法不一定就是好的，以將來的「新新」看現在的「新」，新的依然破綻百出。從歷史來看，有時候新的反而是走倒退路。所以對任何「新」也要嚴格的把關。這種態度，是自由人起碼應有的標準。也就是說，批判不應止於舊有的缺陷，對新生的事物，即使是「正在竭力謀求改善自身處境」的女人作為，也要給予清澄的思辨。我們因此不能排除新興的休夫現象，可能產生新的「封閉僵化」、「壓抑」、及「不能接受平等的事實」。我們若客觀的看待報紙的報導，其中舉例有位太太，「丈夫曾給她貧困的娘家很多經濟援助，她出嫁後，用丈夫的錢做生意，充份發揮理財天賦，在商場很活躍，丈夫還是老實的務農，從不干涉她的行為。結婚十餘年後，她吵著和丈夫離婚，丈夫嘴笨，留不住她，只好同意。她到新路親情協會參加第二春聯誼活動時，一面說前夫對她多好，一面說『不是我現實，是他太不上進了，穿著和說話都那麼土，改都改不掉。』」可見報紙並非像女作家所描述的，是全然的對女人充滿「敵意」。因此，我認為男權社會走過頭了，固然要口誅筆伐；女權如果走偏了，難道不可以加以非難？
莎．莎．嘉寶說男人氣概並不能證明什麼。現在新女人要像舊男性「休妻」一般的「休夫」，女作家說怪罪女人太獨立、太自私、太自我，只不過是延後自己面對現實的時刻，加快自己被拋棄的腳步而已。並說女人這種作法並不比另外那些男人更卑鄙或更無情。天啊，什麼時候男人與女人的戰爭變成在比哪一方較卑鄙或更無情？必須承認，休妻或休夫不一定都卑鄙無情。有的婚姻不能維持是雙方個性不合，有的是一方以為「騙到手了」婚後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不美滿的婚姻有千萬種，我們將心比心，對別人能「脫離苦海」應該替他們慶幸。但這並不意味所有的「休」都不能批評。假如有些情形已經達到卑鄙無情的程度，不管男人或是女人，卑鄙無情就是卑鄙無情！因此部份女性主動的休夫，她們是否卑鄙無情，要就事論事。若一味的亂責怪女權的高漲為休夫發生的原因，顯然是一種偏執。但曲意的先替以前休妻的男人放水，並以臭男人的標準來合理化目前女性休夫的現象，恐怕也是偏執。這種想法顯然忽略了：有權力的一方即可能造成腐化。捫心自問，我們面對的，畢竟是人類共同的弱點。
新女性認為報導休夫是「找女人來承擔自己的顢頇」，這種說法會不會成為「彼得對保羅的批評，往往正是彼得對他自己的批評」。想想，女人按照男人的思維方式來思維，依樣畫葫蘆的走舊男性的老路，這種「女人氣概」又能證明什麼？
――黃哲真 (本文原載於台灣時報199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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