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我開始注意新女性主義問題，我發現所謂新女性不過是仿效舊男人的思維。我寫了一篇〈新女人的舊男性思維〉，刊載於台灣時報1997年3月13日。台灣的新女性雖然沒有像歐美那樣「越來越多女人仿效男人，從衣著到性高潮無一不包」，我提到新女性「以臭男人的標準來合理化目前女性休夫的現象」，恐怕也是偏執。
我認為以前男人的專橫固然讓人討厭，可是女人學男人，甚至學到男人的專橫，這種新女性運動怎能走得長遠？
現在，終於新新女性自己也發現「我從來沒想到會有越來越多女人仿效男人」。可見外國的新女性也是遲鈍得可以。台灣呢？
在新女性主義的衝擊下，台灣男性越來越感受到新女性的獠牙時，他們有的成為新好男人，一切都聽女人的，但在平靜下卻暗含風暴。他們或者默不作聲，不爭不吵，照樣到外面偷吃。或者乾脆迎接第三世界的女性，因此大陸新娘、越南新娘等層出不窮。在如此軟性的反擊下，新女性開始警覺，反倒願把自己「改造成芭比娃娃」，用來取悅男性。
男女關係的完全平等、和諧，是理想，也是夢想，現實卻是個雙頭怪獸，不是這頭大，即那頭大。所以，男女性的戰爭當然還未結束，女性爭取到平等了，開始壓服男性，男性又反擊，女性於是改變自己，如此一來一往，雙方繼續改變戰術。
許多人會說唯有建立在互相尊重的關係，這場不見煙硝的戰火才會逐漸消弭。話是這麼說，問題是什麼叫做互相尊重？例如誰洗碗？為何女人要洗？誰燒菜？小孩要誰帶？誰賺錢養家，為何男人必須一肩扛？晚上出去喝兩杯，不行嗎？女人可不可以也這樣？女性可以穿骯髒的中性牛仔褲、平常以不化妝的臉見人嗎？可以想見，很多傳統習慣都要重新定義。等定義好了，又會有新問題。
不過，新女性主義改變咄咄逼人的態勢，願意把自己改造得較可愛一點，而不是命令式的處處要男性配合，對男性來說好像舒了一口氣。
――黃哲真 2007年4月26日
努力當芭比女性主義不敵反挫
文/莫琳‧道(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要男人幹嘛？》作者】
我在一九六九年進入大學的時候，女人正急於從五○年代破繭而出。爵士年代的精神在水瓶座時代成了燎原大火。女人再度模仿起男人，表現出獨立自主的模樣：抽煙、喝酒、想著賺錢（「不必賺太多，一點就好」），還認為避孕藥賦予了她們「性感的權力」。
我沒辦法融入衝鋒陷陣的女性主義者活著的大膽新世界，我是那種愛玩（或許有些保守）的凱莉‧布萊蕭（Carrie Bradshaw，註：《慾望城市》（Sex in the City）的主角之一，專門撰寫關於性與愛的紐約專欄作家。機智風趣，時尚感敏銳，
但面對自己的生活選擇時總是做岀愚蠢的決定。）類型，而這種類型的女人要到幾十年後的今天才風行起來。
我討厭骯髒的中性牛仔褲、不化妝的臉、讓你茫然無神的毒品，也無法理解和舞伴完全沒有接觸的舞蹈到底有哪一點好。
在愛情的世界裡，我渴望風格與機智。我喜歡三○年代電影裝飾藝術的華麗風采。我想像佛雷與金姐（Fred & Ginger）一樣在白色的飯店客房內跳著歐式雙人舞，像米娜‧洛（Myrna Loy）與威廉‧鮑威爾（William Powell）一樣喝著馬丁尼，像凱薩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一樣過著傳奇女主角的生活，穿著斜裁線的金色禮服，和卡萊‧葛倫（Cary Grant）一起歡躍，牽著我的寵物美洲豹在第五大道上漫步。
我媽媽只會搖頭，直說我把三○年代浪漫化的太誇張了。「那時候我們很窮，」她說：「我們根本不會在白色的飯店客房裡跳舞。」
我把六○年代的理想主義和激情都看得理所當然，簡單地以為我們正平穩地走向和男人的完全平等，無論在職場和家庭都是烏托邦世界。
我第一次到歐洲去的時候，並沒有聽媽媽的話買個有輪子的行李箱。我第一次舉行雞尾酒宴會的時候也沒聽她的忠告，她說男人喜歡家裡自製的晚餐小麵包夾火雞肉和火腿，勝過外燴送來的昂貴鵝肝和進口圓起司。「簡單無往不利。」她得意地說，尤其當所有男生都擠著想拿她做的三明治。
我也沒聽她的話，當她警告我兩性平等是個雙頭怪獸。
我以為爭取平等易如反掌，所以這件事可以留給那些穿著黑色套頭上衣和柏肯鞋的姊妹們搞定就好。我以為自己有時間以後再認真起來，美國也總是會充滿關於各類大事──如政治議題、兩性平等、民權等等，熱情而且面紅耳赤的辯論，而不會拘泥於微不足道的左右派鬥嘴，電視上也不會出現喜歡尖叫、穿著迷你裙露出長腿的保守金髮尤物，貶低女人和女權。
我果真不是能預言未來的克珊卓拉（Cassandra，註：希臘神話中預言特洛伊戰爭的預言家。），我也沒發現性革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造成兩性關係更加混亂，讓女人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仍身陷獨立與依賴的泥淖中。藩籬越少，水坑越混濁。我從來沒想到會有越來越多女人仿效男人，從衣著到性高潮無一不包，但我們同時也越來越清楚兩性的差異其實有如天淵。
或者更奇怪的是，女人以前把玩芭比娃娃，到現在反倒把自己改造成芭比娃娃。
也許我們應該知道，女人的進步其實是迂迴的之字而非筆直的高速公路，女性主義的勝利只能維持極短的一奈秒，但女性主義的反挫卻延續了四十年。
而且每個女性主義勝利的時刻，包括潔若汀‧費菈羅（Geraldine Ferraro）被提名為美國副總統候選人，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指控大法官候選人性騷擾案，一直到與夫共治打著買一送一口號的第一夫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都引來更多對女性的負面反應。
即使哲學家、政治人物、歷史學家、小說家、劇作家、語言學家、治療師、人類學家、引導師努力不懈，世間男女女依然在會議室、戰情室和臥室裡糾纏不清。
冒著引起大家質疑「沒有我這個人是不是也可以」的風險，我承認我也沒有答案。但是幾十年來，我一直喜歡提出問題。這本書並非任何有系統的調查，也不是為美國女性問題提供珍貴解答的實用小書。對於性和愛這類事情，我並沒有特別的真知灼見。我也不是要提倡某個理論、口號或政策。我和隔壁家的女人一樣困惑。
（本文轉載自普立茲得主莫琳‧道新書《要男人幹嘛？》，中文譯本將由早安財經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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