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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獨立思想一直不彰,主要是不會懷疑。長期下來,政治宣傳充斥,人民無法辨別是非,全島因此迷失了。

        為何不會懷疑?因為從小被灌輸標準答案,除了標準答案外,其他都錯。在成績至上的要求下,小孩怎敢懷疑。這種習慣一養成,長大了想改,何其不易。簡單的說,想獨立思想就要有叛逆的精神,一個封閉、保守的社會,只會毀滅叛逆,思想獨立即成口號。

        我是在從出生時是蔣總統,讀到大學還是同一個蔣總統的戒嚴時代下長大的,那時高中課本國文的第一課一定是老蔣的文章,這種政治性言論必須當真理來吸收,文章寫得有點古雅(以後才知道是陳布雷寫的),但理論說來說去就是那一套,非常沒趣。總之,都是蔣中正如何偉大,如何有遠見,如何反共,如何豐功偉業。那時沒有人懷疑,他的文章考試要考,註釋必須背熟,好句子必須會用,寫作文最好會引用。那個時代的作文很奇怪,最後結尾大家不約而同的寫「要拯救陷於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如此洗腦下的教育,老師沒有鼓勵,說不定看到這種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頭痛異常,但他們能反對嗎?能說學生不對嗎?他們能點出嗎?學生不知怎的,不知不覺就寫出這種言不由衷的濫調。這就是思想不獨立的惡果。

        台灣的大學基本上仍像小學,仍是灌輸式的教育,課堂上沒有批判性的思考訓練。法律系頂多只是對問題學術上有甲說乙說丙說,稍微有點異見存在,學生不重視立法意旨,只要熟背法條、書本就行,培養的是一個個法匠。在這種情形下,《大學雜誌》儘管已經出刊,開始發出微弱的批判之聲,我在學校卻渾然不覺。那時聽說一位台大的教授如何敢言卻不能上課,多年以後我才知那位教授就是殷海光。有一次與同寢室的中文系學長聊天,他提到李敖,我毫無概念,人家就不說了。以後我才了解那時李敖正入獄中。這樣的孤陋寡聞,當然更不用說對以前的《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完全不曉得。國民黨的愚民教育夠成功的。不管怎樣,法學訓練仍然打下如何判斷事情的基礎,我是大學畢業後才開始想這個問題:既然蔣總統如此偉大,為何會被趕到台灣來?

        我開始研究歷史,得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宣傳,答案無法讓我信服。所以我在〈感念殷海光〉一文中說:「那個時代的學生為了聯考,只懂學校書本的東西,根本不能看閒書,見識非常狹窄。國民黨的宣傳又鋪天蓋地,儘管我覺得台灣不對勁,處處受壓抑,但沒有任何一位老師教我們如何突破封鎖。他們自身難保,怎敢造次?」

        我在台南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有一天到高雄地方法院出差,回家的路上剛好碰到書展,我折進去隨意翻書,發現一套「胡適選集」,口袋式的小書,印刷不是很好,胡適從初中起即知道是個大學者,但他的文章沒讀過幾篇,我撿了「政論」、「歷史」、「演說」、「人物」、「雜文」帶回家。這一讀,雖然沒有國民黨怎樣喪失大陸的答案,但教了我思想方法,這是學校中無法學到的。所以我說:「我是大學畢業後,無意間發現胡適的書,一讀之下,像發現新大陸,終於找到破開意識形態的利斧,以後我才知道這套書是李敖編輯的。我最喜歡胡適這段話:『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找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決定不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因此思想上走上叛逆之路。於是,「正如羅伯特‧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 在〈未竟之路〉(The Road Not Taken)吟唱的:『樹林中有兩股岔道,而我走的那條路行人稀少,這就造成了一切的差異。』」我不追求高官財富,決心追求真相,走那條行人稀少的路,寧願當「野武士」、異議份子,做個反國民黨的知識份子。

        胡適打開了我的眼睛,殷海光讓我思考嚴格,法律訓練讓我知道台灣的法制如何受到扭曲,哪有一個人可以連任五次總統,做到死,又傳子的?萬年國代、立委、監委,都是強姦民意的工具,既不能代表大陸,也不能代表台灣。以後又接觸到李敖的著作,我才知道:「國民黨敗逃到台灣,他們檢討失敗的原因,李敖說:『可分兩派,一派認為專制得不夠,今後要多專制才行;一派認為自由民主得不夠,今後要拋棄老套,要做深刻的進步的反省才行。做這種反省的人數極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為這種反省的成功,有兩個條件: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無政治野心。有知識,才知道大江東流擋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無政治野心,才能維護理想主義的標準,不把自由民主當做爭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當做一種目的。』」由這裡可知,老蔣介石是選擇「專制得不夠,今後要多專制才行」。大陸失敗了還不夠,逃到台灣又成為民主的最大攔路虎。

        從憲法來看,國民政府於1949年退出大陸,當時的總統是李宗仁,他不是代總統,老蔣退位後一介平民耳,怎能復職?復職是違憲亂來的。以後取消兩任的限制,更是「多專制」的表現。中華民國來台後的歷任總統,都是在這種非法的基礎上選上的,其非法性一直存在。慢慢的,我認為老蔣其實走的是袁世凱的老路,不過他比袁狡猾,知道不能冠以皇帝之名,用總統行皇帝之實即足矣。這樣權力一把抓,可以做到死,又可以傳子。台灣由於沒有好榜樣,一直到現在民主仍然胡鬧、亂搞。

        隨著大量閱讀,見識越廣,我知道國民黨在大陸幹的好事,怪不得丟掉政權,來台後仍走專制的老路,台灣的民主是被黨外運動所逼出來的。黨外運動從日本時代即開始萌芽,民眾黨、文化協會、縣市議員的選舉等,不是國民政府來台才開始實行的民主。台灣人早有组黨經驗(蔣渭水的民眾黨),反而國民黨嚴厲禁止;台灣人曾辦過報,國民黨卻用報禁來維持其一黨之私。台灣七0年代民主運動開始風起雲湧,小蔣知道若繼續壓制民主,國民黨也許能壓一陣子,但時代已經不容許用屠殺、監禁來保持政權了,越反動國民黨越會被淘汰,所以順應了潮流,這不是小蔣的仁慈,是多少人坐穿牢底、橫屍法場所累積出來的力量。

        既然解開了老蔣是否很偉大的問題,再來會問:老蔣被老毛打敗,退到台灣的意義。這就是中華民國定位的問題。1912年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後的中華民國是一樣的嗎?對這個問題,台灣方面一直不敢、也不願碰觸。整個心態仍視中華民國為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世界上並存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這是否是兩國?是否是一中一台?或者是一正一偽?由於對中華民國的定位是欺騙性的,所以歷年來喊的口號即有問題,什麼「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兩國論」、「一邊一國」、「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等,都構成島內人民的迷惑,也因此為了台獨的假議題而爭鬥不休。思想不獨立的禍害如此嚴重!人民缺乏這種訓練,只會以假當真,在普遍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結果,導致整個台灣迷失了奮鬥的方向。經濟發展因為鎖國而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政治上藍綠之爭仍方興未艾;外交上不得不繼續搞凱子外交。台灣繼續被政客用意識形態牽著走。

        有獨立思想的人會往下想下去:中華民國到底是中央或地方?中華民國派認為中華民國是中國的中央,而台獨派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灣國的中央。中華民國真的是中央?中華民國派如果是右的,那台獨派即是左派。其實,左右兩派的思考模式一樣,都認為此地的政權是中央。由此可知,民進黨是國民黨的好學生,他們都被蔣介石思想耍了。探討中央問題,要問二千三百萬人如何對十三億人自稱中央?借殼上市,這個殼必須改變,才能成為新的中央,而改變的手續辦了嗎?國際容許這種改變嗎?總之,中央都不成立,那中華民國是否可能是地方?假如中華民國是地方,意義是什麼?這些問題,人民若無法用獨立思想來找到真相,求得共識,內鬥必然不止。

        所謂獨立思想,在我看來,就是敢懷疑,敢對不對勁的事追根究柢,敢對權威挑戰,自己動手動腳找證據,不是人云亦云,「我思,故我在。」我願懷疑,直到無可懷疑。懷疑會有起點,我是從「怎可能偉大到丟失大陸」開始,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疑惑,就看你願不願去追尋、去探險。沒有這種獨立的精神,就是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孫中山、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等人牽著鼻子走,絕對算不得好漢!台灣太需要獨立思想了!

――黃哲真寫於2012/4/102013/12/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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