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專制的政府，連老百姓的雞毛蒜皮小事都要管。現在想起二、三十年前，我們當中學生時，頭髮被管得死死的、呆呆板板的，迄今仍忿慨不平。
當時的掌權者，似乎認為頭皮以上的事比頭皮以下的還重要，他們好像被國共內戰的學生運動嚇壞了，到了台灣，一切務以「嚴管學生」為主要方針，而這個管卻是承襲日據時代的粗暴遺風，比原來大陸的那一套更嚴厲。因此男生一上初中即強制理光頭，女生則清湯掛麵，頂個醜陋的西瓜皮。那時我們敢怒不敢言。假如現在有人懷念過去戒嚴的時代，認為當時的社會秩序至少比較「安定」。他們可能不知道那種表面的平靜，其實是以斲喪千萬性靈的代價換來的；他們可能忘了他們的青春期也曾喜歡漂亮瀟灑，但那時並沒有追求美的權利；他們可能不復記得初中管理組長及高中教官的嘴臉，那種像警察、像老粗的行徑。老實說，那個時代的學生，只能哀哀的熬到上大學，才稍敢爭取一點點屬於自己的自由。我個人即高中畢業後，從爭取留長髮的自由開始，逐漸追求到「長大的感覺」。
我中學時是披頭四瘋狂西方世界，並風靡到亞洲的時代，那時不少前端份子迷上西方音樂。但對大部分的學生而言，最驚奇的莫過於看見他們「披頭散髮」的造型。我們情不自禁的摸摸自己的光頭，自問同樣是人，為何人家可以長髮飄逸，自由的去追求個性美，而我們的教育部卻一再不耐的命令，不可以留長髮，理由是頭髮短比較好整理，當學生的只須好好用功讀書，其他的事不要管！我們硬生生的被壓抑下來。在「升學第一」的時代裡，美育只是大人先生的門面話而已，沒有人當真的。
不管如何，中學的時光總會過去。終於等到有一天可以脫離青澀的歲月，可以揮別難過的時光，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趕快把頭髮留長。不過，並不是想留像披頭四般的髮型，哪敢呀，只是想恢復「小學」時的從前。因此有一天，等頭髮長得差不多了，即迫不及待的去理髮。當我帶著既陌生又熟悉，混雜著幾絲興奮、奇妙及探險的感覺回家，我知道有一關要過。一進門，媽在家，我已準備好應戰，媽瞧了我好一會，看得我有點不自然，最後她有點困惑的問：
「你不是去理髮了嗎？」
「理了。」我小心的回答，內心的武裝是：我並沒有做錯事，因此不必害怕。
「但看起來不像理了，你的後面好像沒有剪。」媽的口氣及神情看起來並不嚴厲，
「我覺得後面留長比較好看。」我簡短的回答，一面充滿自信的將身子轉過去，給媽欣賞我的傑作，
「嗯，看起來也不難看。」媽心平氣和的說，毫無責怪的味道。
就這樣，我爭取到留長髮的自由。那時所謂的「長髮」，不過是後面的髮根未剪，留了大約一公分的長度而已。比起當時「標準」的西裝頭，底下須理光，然後像山坡一樣向上逐漸隆起，這當然算長髮了。
家裡這關過了，上大學還有教官在把關，真是陰魂不散。大學的教官似乎較不嚴苛霸道，看起來比較把學生當人看待。回想高中時，教官作威作福的，動輒以記過威脅學生，既專斷又跋扈，有的甚至頗有「軍閥」的無知妄作味道。將新來比舊，大學教官可愛多了。不久我們發現，原來大學教官比高中教官的權力小多了。他們表現得竟有點自卑的樣子，尤其學生在路上碰見他們，他們總是把頭壓得低低的，眼睛看著地面，為的是不願面對學生不向他們敬禮的尷尬。他們明白穿軍裝的人本來不應該待在大學。即使如此，他們仍有一些可以表現威風的地方，例如學期註冊時，他們就有檢查學生頭髮的權力，這時他們的精神就來了。那個時代我們的頭髮若檢查不過，註冊即不算完成，註冊不完成即意謂沒有學籍，沒有學籍就不能上大學了。因此，沒有人願為護髮而讀不了書。留髮雖然是「雞毛」般的小事，但教官卻常把雞毛當「令箭」。於是每次註冊時，學校禮堂即成為雙方討價還價的戰場。
有一年，教官和學生又吵了起來，這一次來得特別大聲，雙方都用吼的，我們忙圍過去看，遠遠的看見一個頭髮特別長的法律系同學正在發難，他質問教官校規哪一條規定不准留長頭髮？假如有這種規定，那女學生為何可以留長頭髮？不愧是法律系的高材生，顯然他仔細研究過校規，有備而來。教官一時之間招架不住，只好拿出僵硬的權威來壓人，說「不准就是不准！」這位同學早料到有此結果，不慌不忙的掏出鈔票，我們正感莫名其妙，只見他指著票面上蔣介石的頭像說：
「他是不是我們的總統？」他稍停一下，又問：「他是不是應當全民的模範？」
「．．．」可憐的教官哪裡敢答不，
「他的頭髮是不是全國最標準的，我們都應該像他？」這位同學像演戲一般，顯然台詞早背熟，
「．．．」
「假如你的頭髮也願剪得像他那樣短，我也願意照你的標準！」他亮出底牌。同學這才了解他的戰術，大家都知道老蔣是光頭，因此爆出陣陣的笑聲，這笑聲充滿嘲諷與開心。
「混蛋！」像雷一般的暴喝，教官憋了一陣，終於發作，臉色變得很臭，即一般所謂的是鐵青色，看起來陰沉而又充滿精力，好像想拿刀動武的樣子，一股肅殺之氣籠罩全場，
「你是說我混蛋，還是『他』混蛋。」這位勇敢的同學一副鬥牛的樣子，指一指手中的鈔票，周圍的笑聲更大了。
「你這什麼學生！跟我到訓導處去！」教官再次怒吼，聲勢嚇人，
「講話大聲，不一定有道理，別對我吼！」學生也大聲的頂回，
「走！」教官伸出手來，青筋暴露。
「等一下。」這位同學還有花樣，好像一切照他的盤算，他慢慢的移開幾步，不慌不忙的將鈔票貼在牆壁上，旁邊註明：「這是標準髮型」。然後以烈士一般的神情，跟教官走了。
大家十分佩服那位同學的才智與風度，我們依稀感覺到思想的管制已經逐漸鬆動，已經有人敢用智謀來跟權威「玩耍」，很多人不知不覺的感染了那股氣息。因此以後出了校門，有人被黨外運動的風起雲湧所激動、所吸引，即不是那麼難以想像了。
我相信許多人像我一樣，先在家裡取得「選擇權」，到了學校再用「漠視」與「熱諷」的態度，反抗教官的權威，我們是這樣長大的。我們在那段苦澀、灰暗的日子裡，從想留長髮中激發出叛逆感，為髮而傷神的日子帶給我們忿怨及小小的勇氣。在家裡、在學校，我們狀似在「爭取」什麼，很少人能清楚的說出來，現在我才知道我們當時骨子裡其實是想：請大人多尊重我們一點。
我隨著時代的感覺走，奮力掙扎，微弱的喊出「不！」，我「不願」留那種難看的髮型，我「不願」接受那不合理的規則。那是一個思想壓制的時代，也是思想解凍的時代。那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也是迎向光明的時代。台灣粗糙、煽情的民主在開始胎動，上層的權威與神話正受到前所未見的懷疑和挑戰。迄今我仍覺得台灣民主化的腳步，是從年輕人敢爭取留長髮的權力時露出徵兆的，至少我個人是這樣子。「傷神」的日子，現在想來，是使自己成熟的原動力。
──黃哲真(本文原載於台灣時報1995年8月11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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