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被蚊子叮醒，右大腿奇癢，我只好起身。
為了節省電費，我不亂開冷氣，即使夜深了，仍然暑氣逼人，覺得全身濕透。我於是去沖個澡，讓身體涼一下。
濕著身體，我又回到床上，一時睡不著，忽然想起她，好遙遠的事了。
約二十年前，我從美國回來，我去台北回原來的公司探望老朋友。
我以前的好友都在小房間內，大家都升官了，我像客人，幽靈一般飄浮在辦公室內。新進的人員根本不認識我這號人物，我知道我早已過氣了，雖然曾風光過一陣。
我打聽一人，發現她早已離職了，這是我內心早已預料到的事。
我找到她的好友，她告訴我人家已經嫁人了，說有她的電話，抄下來給我。我向她要了一個中型信封袋，將我在美國投稿的一二十篇文章放進去，信封沒有封口，交給她並說裡面只有文章，沒有留言，希望她幫我轉交。她笑笑，這個笑我們都懂，當年我藉機去看人家時，只有她知道，她也是這樣笑。
當年我碰到她時，她是某單位主管的秘書，白白淨淨的，剛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總有股清新年輕的氣息，靦腆中有份偷窺世界的好奇心。我常去他老闆那談公事，所謂公事其實是去偷看人家，雙方點頭，沒有交談，但幾次後她也心知肚明了。只有在旁的這位收我信封的小姐夠敏感，她會偷笑。
不到一年，我出國了。
在美國覺得十分憂鬱，經濟上前有陷阱後有追兵，感情上我自我漂泊放逐。我常到舊金山的金門公園散步，我孤獨的穿梭在茂密森林的馬徑中，那個有一千多英畝的公園成為我的華爾騰湖，我看野鴨在湖心流連，寫下〈湖濱大俠〉，我感到最好梳理心情的方法是寫出來，終於拿起筆來宣洩我的感想，以後投稿到美加地區的中文最大報《世界日報》，在那兩岸三地高手如雲的環境裡，我的文章居然脫穎而出，建立起我的信心。有了信心後又陸續將稿件寄回台灣，表弟幫我投稿，也同樣在國內各大報登出。當作家對我而言，不再是非常遙遠的事了。
我從辦公室的白領人員變成作家，信封裡裝的就是這些文章。我想告訴她，在美國曾記得她。
幾個月後，我拿起電話打過去，她的聲音沒變，告訴我文章收到了，說她已經有小孩了，在一家國小教書。我祝福她。她問我有什麼事，我說想起她，她知道我的意思，說她當時只是認識我一點點。再談下去有點尷尬，我覺得她想停話了。我最後說：「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以後不會再打這個電話了；這是開始，也是結束，我只有這幾分鐘時間；這是勇氣，也是害怕，我說出我想說的話就好了。」說完，我說打擾她了，她說不會。我沒有說再見，掛上電話。
我像打了突襲戰後，居然發現自己沒有陣亡。我將電話號碼徹底丟掉，像完成一件作品後不再去看它。
二十年過去了，她應該也變老了，我忘記她的模樣，如果現在走在路上碰見，可能認不出來，即使認出搞不好也會自己嚇一跳。記憶只剩下她年輕時相視一笑的模糊影像。
珍貴的作品已經完成，這是兩人合作的演出，縱使奧林匹亞的神祇也不會做得更好，任何企圖修改都會損及它的美感。唯一能做的是保存殘夢，在心靈深處，有一個角落屬於她，淺淺的，純純的，沒有受到汙染，也不願被破壞，她永遠完美。以後永不見面是對的，也是美的。
──黃哲真 201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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