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制度該大檢修了
2011-05-29 中國時報 金孟華、林志潔
在《竊聽風暴》一片中，身為祕密警察的主角對課堂上的學生說：犯人如果無罪，在偵訊過程中，會越來越沉不住氣，他會咆嘯、暴怒，因為他受到不公平對待；相反的，犯人如果有罪，他會沉默、鎮靜或是痛哭流涕，因為他知道他在這被訊問的原因為何。他的結論是：要獲得事實的真相，就要透過連續不斷地重複訊問，然後觀察犯人的反應。電影中的訊問方法，是早年東德祕密警察的經驗法則。而在江國慶案中，我們發現當年的偵訊人員也用了一套經驗法則來進行訊問，他們將江國慶關禁閉、戴眼罩、播放受害人解剖錄影帶、裝神弄鬼，最終成功「突破心防」，使江國慶「自白」。
隨著江國慶案的逐步釐清，我們要問：這些訊問技巧在今天的社會是否依舊存在？美國許多心理學家發現，美國警察主流的訊問方式，與過去大同小異。在一著名的案件中，嫌疑人是被害人鄰居，被警察「邀請」至警局協助辦案，並詢問誰可能是殺害鄰居的兇手。在嫌疑人提供足夠訊息後，警察再將矛頭指向他，認為他也有動機殺害他的鄰居。為證明自己的清白，嫌疑人同意接受測謊，但警察接著捏造測謊報告，告訴嫌疑人他並未通過測謊。在自信心不斷受到打擊後，嫌疑人透露出他平常有喝酒習慣，隨著警察的軟硬兼施，嫌疑人開始承認他平常跟他的鄰居的確有一些不愉快，但是他不認為這些不愉快會導致他在喝醉後殺害對方。最後警察祭出殺手鐧，欺騙他警方在被害人的身上找到嫌疑人的毛髮。至此，訊問已超過十六小時，嫌疑人再也無法確信自己沒有殺害他的鄰居，迷糊地寫下自白。這種例子並非例外，一份報告指出，在這種手腕下被訊問的人甚至有可能針對警察所提供的劇情「配合演出」，在腦中虛構犯罪細節。這些貌似真實的自白具有強大的證明力，因為自白內容的詳細程度超過想像，且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當我們評價他人的行止時，都會推定他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為，人們往往傾向忽略行為本身以外的環境要素。
要避免發生這種錯誤的自白，首要之務便是嚴守我國刑事訴訟法裡的相關規定，包括非法定偵查主體或輔助機關不得訊問、詢問嫌疑人、訊問及詢問嫌疑人時，應全程錄音錄影，不得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等手法訊問或詢問。美國學者也提出更細緻的措施，如限制訊問時間、在嫌疑人精神狀況不穩定時允許家人陪同、甚至允許專家來鑑定自白之自願性。
另外，過去的不正訊問，往往僅停留在肢體上的暴力行為，但江國慶案應該讓我們反省，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一定程度以上的精神壓迫，也屬於刑事訴訟法的不正訊問，所得之自白應加以排除。刑事案件的調查，物證必須優先於供述證據，自白的不確定性太高，也易使偵查人員為求得自白而對嫌疑人進行非法取供。更重要的是，被告在益於一般通常程序的軍事審判程序中，其人權與訴訟權利是否獲得確保，更應該藉由本次機會，被高度檢視和反省，不要讓軍事偵審成為人權的死角。
江國慶案並非個案，而是整體刑事司法和偵查制度的問題，除應嚴懲當年不正取供的相關人員，更應促使社會重新檢討偵查實務，敦促第一線偵查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戒慎恐懼，貫徹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才對得起江國慶的犧牲。
（金孟華為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博士班學生，林志潔為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James讀後感：
江國慶案豈僅是不正訊問的問題？軍法官也一起協同作惡，亂判也是大問題。
為何明顯的證據不足或瑕疵，法官不明不白的接受？不管是仰承上意或專業不足，都是制度上能讓一兩個人即能獨裁的判決。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東方仍死守相信法官的做法，頂多認為要加強法官的道德感。西方則認為讓人民的樸素正義來決定有罪與否，法官的任務是維持程序的公平，由陪審團判決是否有罪，有罪了再由法官決定刑期。如此可以避免法官的獨裁。
台灣人是否痛定思痛，考慮西方已經行使了一兩千年的陪審制度？軍方的偵訊人員所以敢用「關禁閉、戴眼罩、播放受害人解剖錄影帶、裝神弄鬼」等的殘暴手段逼出所謂自白，不是明白軍法官會配合嗎？所以，偵查制度即使大檢修了，法官仍然一味相信自白，或者一味仰承上命，冤案怎能避免？
改革司法，例如陪審團制度的引進，雖不能做到盡善盡美，但總比現在恐龍法官、剛愎自用法官、「聽命」法官、貪污法官、意識型態法官、糊塗法官等好一點。
―― 201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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