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幾年前的社會，男子尚且文盲比比皆是，而以一女子能擠身於杏林，殆猶似天之嬌子，但生來的反抗意識使她不甘心供日政府驅策，傳播奴化思想，任教後於一九二七年毅然辭職，到鳳山街參加新成立的鳳山農民組合的運動。
――《楊逵的文學生涯》〈楊逵與高雄〉
讀後感：
葉陶是楊逵的牽手，這是她辭掉老師工作的原因，即「不甘心供日政府驅策，傳播奴化思想」。代表那個時代有良心、有血性的新台灣女性的作為。
想起第二次大戰後幾十年，日本老師在台灣學生的簇擁下，得意洋洋的回來接受大批的禮物，他們不檢討自己當年是「傳播奴化思想」的執行人身分，而自以為愛學生，比起葉陶這些日本老師應該羞愧。
楊逵出生於台南新化，在他就讀小學(當時稱公學校)的期間，台灣發生了西來庵抗日事件，領導人余清芳等逃到噍吧哖(今台南玉井)與日本人交戰，日本人出動大軍前往圍剿，往玉井途中必經過新化，楊逵在家中，躲在門板後面，透過細縫，親眼目睹了日軍爲鎮壓革命運動的炮車，從家門前隆隆經過。從此，埋下反抗日本的心態。
他在1934年以〈送報伕〉（日文原名〈新聞配達夫〉）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是台灣作家進入日本中央文壇的第一人（後有龍瑛宗）。
1949年他撰寫一篇一千字不到的《和平宣言》登載於上海的《大公報》上，觸怒了當時的省主席陳誠，被判了12年的牢獄，送至綠島服刑。
1961年楊逵從綠島獲釋回台，為謀生計，向華南銀行借貸五萬元，於台中郊區購買荒地，帶領家人開墾、創建了「東海花園」。
這位台灣的良心，選擇務農為生，一輩子靠園藝謀生活。日本時代如此，國民政府時代也如此。葉石濤評論說「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楊逵是為數不多的精英知識份子之一，他要謀一份足夠溫飽的工作似乎並不困難。然而他並不想依靠日本人的施捨而過活。他擺脫了一切與殖民地統治有關，跟特殊權力不得不發生關係的行業，寧願發揮『首陽』精神不食異民族的祿，這充分表示他是徹底地把思想與生活結合，且付之實踐的鞠躬盡瘁而後已的力行者。這給他帶來一輩子不為任何人際關係所羈絆，為正義和真實敢於發言的超然立場。」(〈楊逵的文學生涯〉)
楊逵能這樣做，若非他的太太，另一位台灣良知的葉陶願去當「賣花婆」，能如此嗎？她「一生中有十一次的坐牢記錄，雖然比起楊逵還少了兩次。」
葉陶年輕時「不甘心供日政府驅策，傳播奴化思想」，辭掉老師的工作，投入爭取農民權益的農民組合運動。統治者運用各種力量壓倒反抗者之後，她為了支持丈夫的「首陽」精神，放下知識分子的書巾氣，寧願縫製衣服、種花、賣花、養雞等，卑微的生活著，她其實是睥睨統治者。她睥睨的統治者，包括不以平等待我台灣人的日本殖民政府，及多行不義實行白色恐怖多年的國民政府，葉陶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不是台灣新女性的典範嗎？
――黃哲真 201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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