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太太二十幾歲的時候,那是她辭掉了小學教員跑進了抗日運動之後不久,也正是我從東京回來參加了她們的戰線的時候,我們認識了。她要我在她的扇子上題幾個字。

       當時,日本人把我們的民族鬥士都叫做「土匪」,他們有一本記載台灣革命史實的書就題為「台灣匪誌」,他們還有專治我們革命運動的法律,也叫做「匪徒刑罰令」。我想起了這些,便在她扇上寫了「土匪婆」三個大字。

        因此「土匪婆」便成了她的別名,不願做日本奴隸的人們都覺得這是可親可愛的雅號。

──―〈我的太太葉陶〉,《楊逵的文學生涯》

 

讀後感:

        面對異族蠻橫的統治,如何面對?那是日據時代台灣人的選擇。武鬥,顯然打不過,簡直是自尋死路。文鬥,就必須準備坐穿牢底,甚至被殺。

        當然,大部分人求生存第一,或者認為升官發財財是人生的最重要目標,不能要求他們文鬥或武鬥。

        依靠日本人發大財的,光復以後,他們的子孫繼續諂媚新的統治者,仍然維持經濟上強者的地位。那些因武鬥而死的,姓名沒人知道,他們的子孫可能成為社會的底層。文鬥也一樣,他們的後人得不到社會的尊敬。

        那些以日本人為靠山的人,我們不忍苛責。可是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卻不能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 

       葉陶是少數的例外,她以 「土匪婆」為榮,為了不願做日本奴隸,她甘願在高雄担水來賣。 

        楊逵則上山砍柴。兩個斯文人一起做粗工。他們撐起了台灣人的尊嚴。 

        政權改變了,即使是漢人統治台灣人,自己人反而比日本人更殘酷,土匪婆又被關,楊逵則以「和平宣言」被關十二年。葉陶又成了「賣花婆」,在艱苦、心酸的生活中,他們看不起新的統治者,他們一起又維持住台灣的良心。 

        台灣人要羨慕那些迄今仍大富的日本人走狗的後代,或者尊敬像楊逵、葉陶這一類的人? 

――黃哲真 20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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