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同學吵架,若有一方覺得受到委屈,會哭喪著臉,或者加上鼻泗縱橫的向老師告狀:「某某同學給我打。」這時老師感到既好氣又好笑,反問:「到底你打人家,還是人家打你?」這時同學可能哭得更厲害,覺得不勝難過,怎麼老師會這樣說,趕快氣急敗壞的聲明:「是他給我打。」老師只好找對方來求証,該罵的罵,該罰的罰,然後上課時再機會教育一番,說:「台語『他給我打』的意思是人家打你,但國語這樣說就變成我打人家。以後向老師報告要說『人家打我』。」即使這樣叮嚀,說慣台語的同學以後毛病還是照犯。

以前曾經一段時間在學校說「媽媽的話」要被處以罰錢,似乎國語才是正宗,台語只是小媳婦,上不了檯面。講慣了方言說起國語常難以字正腔圓,或像上述鬧笑話卻不自知。有時看到不痛快的事,想大罵一聲「幹你娘」,以紓解胸中一股惡氣,但那個時代一想起不能說粗話,何況說的又是台語粗話,更是罪加一等,只好硬生生的勉強改口為「他媽的」,而後者似乎沒有前者那樣順暢有力。進入八十年代台語慢慢翻身,時代變得讓人幾乎不敢相信,因為說「媽媽的話」變成顯學,而且連國語也地方化了。於是有人時興說「無三小路用」(即沒什麼用)、「頭殼壞去」(頭腦壞了,昏瞶糊塗之意)、「別人囝仔死不完」(別人家孩子死不完,即自私到極點,不管別人死活)、「三不五時」(偶爾之意)...等。這些說法以前怎未想到,竟然可以將「國語」說得如此充滿鄉土氣息,假如當時我們用這種方式說國語,不知道老師罰不罰?慢慢的,我注意到國語的腔調已經地方化了,連內容也逐漸為「方言國語」所侵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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